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制度矛盾——初探“宝安模式”(1)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制度矛盾——初探

“宝安模式”(1)

[摘要]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与党的“八大”被写入党章中以来,已走过了数十年的路程,在经历了其中的迟疑,徘徊,后退以后,中共十六大以来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十七大把“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任期常任制”写入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试点成果固定下来,各地也随之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推进。然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推行并非顺风顺水,从权力架构的逻辑方向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制度外矛盾与制度内矛盾,正是继续推进党代会常任制改革所亟待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制度外矛盾制度内矛盾 一、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内涵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基本含义是:一是党代表的资格是常任的。任期与党的代表大会相同;二是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三是党代表有组织,有计划的参加党代表大会会议及闭会期间的活动,在任期内始终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参谋和桥梁作用。

宝安区于XX年开始实行党代会常任制,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自己特色,初步构建了党代会常任制“宝安模式”。具体表现在:

1.建立“1+7”制度,即一项基本制度》)加七项与基本

制度相配套的单项制度。其内容涉及提案,评议工作,代表活动制度等等。2.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确立区党代会为全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地位。3.实行党代表任期制。4.实行闭会期间党代表活动制。5.扩宽行权途径,包括调研,意见建议征询,视察,提案,评议和联系制度。“宝安模式”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赞扬。

然而,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我们仍需对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其本质给予进一步的挖掘,冷静而真实的看待事物的真相。其中,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外矛盾和制度内矛盾,都是在对党代会常任制进行客观评价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制度外矛盾 1.党代会常任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矛盾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体现之一为:在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党的重大问题往往就成了国家的重大问题。

根据宝安区代表大会会议制度规定,党代会的主要职责:讨论和决定区委提出的涉及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就涉及全区的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决议和决策。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全委会的权利必须向党代会倾斜,全委会\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及其它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职责向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党代会集中。这就存在把党的权利过分扩大的问题,导致本应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国家权力由党代会代为行使,党代会和人大出现职能重叠的现象,出现常任的党代表行使视察,评议,提意见建设和询问,调研等事务上,会出现在行使各种权力的重叠现象。 何谓民主呢?“近世纪以来,常为人引用的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也提出来同样的概念:民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对于自治一词,科恩认为“从指导方面的意义来解释这个词时,就会含有决定政策,目标,引导社会生活的意思”。从这个含义来看,民主的意义更体现在决策上,即人民有权决定和管理自己切身相关的事务。事实上,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政党对其内部原则的命名,原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逐渐推广到在政府机构也实行这种体制。然而,从逻辑上来讲,民主和集中并不能总是完整结合的。无论是先民主,后集中,还是先集中,后民主,只要选民未能真正行使决策权,而是由“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

从上级”而得到最终决策,那么,结果往往会滑向专制的深渊,这与民主的内涵与目标相差甚远。民主具有内在的张力,它不是工具,而是价值和制度等因素的结合体。假如人大的权力地位被削弱或是架空,“以党治国”就会有沦为“以党代政”的危险,在民主与集中的对恃中,民主就因为这样被集中掉了而失去应有的光芒。

2.党代会常任制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矛盾 穆尔斯认为,政党“以促进政党所代表之特定团体的利益,与实现此种特定团体之理想为其主要的目的”。政党拥有几项重要的功能,第一,政党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通过它,公众可以让自己的需要或希望为政府所知其次为利益的聚合。政党通过把不同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大的组织中来,以此驾驭和平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见,政党以其特有的功能来保持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并使其保持运转。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一个政党,无论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多么广泛,但是以整个社会范围来看里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利益分化。人们由于特定的利益需求而组成政党,多个政党的存在即是人们利益需求多元的反映。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多党合作合作涉及国家政权的组成和运行、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国家事务的

管理、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合作共事等多种形式,以求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应和争取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经营民众的意见。

党代会常任制的目的之一是发挥党代表的参谋作用,党代表通过调研,视察,收集意见提意见建议参党议政,然而这一部分只能是否可以,或者应该由政协来履行呢?政党主体的多元性能够提供多元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它有利于动员和整合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源,协调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寓政治参与于政治稳定中,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必然不断出现一些新兴的社会势力,他们往往有较强的政治需求和利益表达愿望。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去容纳这些社会力量,其利益诉求就会在制度外表达,势必会滋生政治不稳定。政协由不同是政党构成,其必然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由各政党为代表提出其代表阶层的利益诉求,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实行利益的整合,通过各种方法影响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满足所代表阶层的利益。不仅“让人们感到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的”,而且更能真实的反映出公众的利益需求。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一方。参政党完整的履行其应有的职责,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更是民主政治的要求。

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制度内矛盾

1.党代会常任制中党代会与全委会,常委会的矛盾 党的委员会是在党的代表大会授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作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是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基本组织形式。但在党代会常任制下,党代会与全委会,常委会的矛盾进一步被凸显。

党代会与全委会的决策权力矛盾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全委会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而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后,同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就一个是党的代表大会了。党代会要成为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及监督机关,在权力的架构上,就要使党的代表大会不仅成为党内的民意机构,从而更要使之成为党的常设权利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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